会稽之山巅，一尊高达20米、重达百吨的青铜雕塑静静矗立于此。阳光下，手执耒耜的大禹目光灼灼，俯瞰着这片江南大地。

　　绍兴，相传大禹两次来此。第一次毕功于了溪，更名茅山为会稽；第二次崩葬于会稽，有了“山川灵秀、殿宇宏壮”的大禹陵。

　　走在通往禹庙的石板路上，金伟国兴致勃勃。“大禹是我们的老祖宗，从小听到大的。”他长大的村子距离这里只有几个山头。

　　他和一些朋友因为热爱禹文化而聚集在一起，后来还成立了绍兴市大禹文化研究会。最近十年，他们孜孜不倦地在各地寻找、收集和整理各种与大禹相关的踪迹，都快把中国跑遍了。

　　不过，认线年之后。那一年，他们访问了日本。在交流中，一位日本学者忽然拿出了一份《日本禹迹分布图》，详细标注了境内132处禹迹，遍布日本南北各地。

　　这让绍兴去的客人们吃惊不已，没想到大禹在东瀛也如此受追捧，继而是羞愧，作为大禹陵所在的绍兴，虽禹迹遍布，但当时的确拿不出这样一份全面的《禹迹图》。

　　他们知道，千百年来，大禹所承载的这一脉文化如涌泉而下，滔滔不绝，历代的人们也从未停止追寻和整理。宋代就有《禹迹图》问世，绘刻禹迹山川150多处，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被西方汉学家李约瑟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

　　事实上，他们已经收集大量有关大禹的资料。编制一份新的《禹迹图》，全面准确地记录各地禹迹，不正是对大禹文化一次绝佳的系统性呈现吗？他们为这个想法而兴奋不已。

　　随之而来的，还有紧迫感。时光流转，遍布全国大江南北的禹迹是否还在，又有什么新变化？这些都需要实地调查。

　　而且，禹迹的定义是不是可以再加以延展？不仅仅是典籍中、传说中大禹出现过的地点，也不仅仅是依然存世的大禹祭祀点、建筑物；大量刻录有大禹事迹的青铜器、碑版、摩崖石刻，乃至与大禹同一时期的重要考古点，都可以归纳到这个范畴里。

　　一张《中国禹迹图》，要勾勒的不仅是大禹，更可由此来探达中国人的心灵图像和精神脉络。

　　绍兴市文史研究馆、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绍兴市鉴湖研究会、浙江大禹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水利博物馆和各地专家、爱好者都参与了进来。

　　他们先是查访和整理了浙江的禹迹，共达209处，绍兴最多，达59处，超过了四分之一。然后，他们雄心勃勃地准备编绘一张《中国禹迹图》。可想而知，这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

　　组织者之一，多年担任大禹陵景区管委会主任的张军说：“从绍兴出发，去往全国各地寻禹，对我们来说，是使命必然。”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购得一件豳公盨。这件距今约2900年的西周中期食器，内底铸有98字铭文，记述了“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的内容。它是目前出土文献中有关大禹的最早记载。

　　在古籍和传说中，有关大禹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大概再没有哪一位人物，会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留下那么多的记录。

　　有关大禹的记载越多，大禹究竟是谁，越发成为一个富有魅力的话题。对于绘制《中国禹迹图》的人们，工作量也就越大。

　　打开金伟国手机上的地图软件，标注着他走过的6000多个足迹。为了寻找全国的禹迹，他们组成了一个大约15人的寻访组，有大学教师周一农、白忠喜、汤伟星、郭民军、张志远等，有大禹陵景区的张钧德、柳哲霖、贺靓艳等职业“守陵人”，还有绍兴当地的文史爱好者严利荣、吴黎明等，但跑得最多的还是金伟国和他的搭档、绍兴文理学院的白忠喜教授。

　　金伟国开办着一家网络图文公司，现在真的只能网络办公了，因为大半的时间他都在外出的路上。和他一样都是摄影发烧友的白教授，也被他拉入了寻访组。

　　寻访组动用了各种交通工具，有时连续几天穿越数千公里，有时在一个小小的山谷徘徊了一个星期；有时在高速上开车狂奔，有时在坑坑洼洼的山间小道跋涉。

　　在丽水的深山里，26个禹迹点密密麻麻地呈现在地图上。“虽然看起来近在眼前，其实从一个点到另一个要绕好几个山头。”绍兴文理学院的张志远老师说。

　　这里是传说中大禹之都的所在。从唐朝起，历代都在此祭祀大禹。现在，禹王之城当然是难寻踪迹了。沿着泥泞的土路，他们来到了仍然残留的夯土高台。

　　高台德赢vwin399之上，一座“禹王大帝”庙突兀地伫立在这片平原上，那一刻他们百感交集。

　　他们认识了头发花白的史松龄，他在这里守护了30年。老史拿出一张几近褪色的地图和打印着《夏县禹王城变迁史》的泛黄纸张，告诉寻访组，夏朝就是从这里开启的。这里有大城、中城、小城，禹王台在小城的东南部，出土过锛、锄、镢、斧等器具。

　　寻访组知道，现存的城垣其实没有那么古老，是战国魏都安邑的遗存。但站在禹王台边沿，望向远方，他们还是被老史的一腔热情所打动：无疑，就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一群人，他们运石伐木、开河挖渠、建起了都城……

　　《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传世先秦典籍一再出现大禹的名字；司马迁更在《史记》中清晰记载了大禹和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

　　在学界，大禹的研究始终是热门的课题。20世纪初，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展开了一场以禹为中心的古史论战，进而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此观点一经提出，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影响至今不衰。

　　历史的真实和后人的想象如此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留给我们一段绵长幽深的叙事。

　　大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或者他是一个神，一个远古的符号？从一开始，他们的探寻，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追问。

　　但对于金伟国和他的队友，跑的地方越多，大禹的轮廓就越清晰。他们有点执拗地认定，大禹就是那样一位活生生的英雄啊。这位英雄，肯定在这片土地上奔走过、呼号过，完成了巨大的功绩。当然，后世也给他添加了许多美好的想象。

　　有赖于近年来考古学及自然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寻访组发现，文献中那些看似离奇甚至荒诞的记载并非子虚乌有。

　　安徽蚌埠禹会村，这里有着各种和大禹有关的古地名：“禹陈岗”“禹会古台”“禹帝行祠”。更让人激动的是，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陆续挖掘出了一座内城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外城规模至少50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

　　一到地方，白忠喜就被遗址现场地面上排列的、好似巨型脚印的35个柱洞所吸引。柱洞开挖于高台之上，台基上还分布有烧祭面、祭祀沟、祭祀坑等。“据考古人员推测，这些柱洞可能是诸侯聚会时插旌旗所用。这里曾举行过大型集会、祭祀或宴飨活动。”

　　碳14测定结果显示，出土的鬼脸鼎足等器物，其使用的年代恰恰和古籍中所推导的大禹年代相符。

　　“太神奇了！”大禹陵学术研究室副主任柳哲霖说，《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万国诸侯执玉帛来贺。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遗迹特征，正是考古发现、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的相互印证。

　　4000多年前的场景似在眼前。那些先民的雄心与豪情，仿佛还在这涂山脚下、淮河岸边激荡。是不是大禹本人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大禹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刻进了这片土地。

　　同样的震撼，发生在寻访组去过多次的四川北川。这个看似偏僻的地区是传说中大禹的出生地，同样保留着大量禹迹。

　　“寻找禹迹，北川的禹穴沟一定要去。”金伟国说。这是一道数千米长的峡谷，位于禹里镇北边，俗称清泗沟，沟内的崖壁上有“禹穴”的题刻。其地两山夹峙，一水中流，绝壁高耸，一直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

　　走在山涧的阡陌小径上，多处可见瀑布飞流，奇沟绝景。洗儿池，传说中禹母生下大禹后在这里洗涤血迹。近距离细看，池底和池周石面上，还真能见到少量红斑。

　　这些当然是难以验证的，更多的可能是附会。但在这些附会背后，那么强烈呈现着的，是对大禹的尊崇。这种尊崇深植进了我们文化的血脉里，无远弗届。

　　农历六月六，相传这一天是大禹诞辰。每年，北川禹里镇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大禹出生于北川，归葬于绍兴，两地因“生死之交”而结缘。作为绍兴大禹研究的代表，金伟国多次受邀前往北川，参加当地的祭禹活动。

　　绍兴大禹陵有许多名碑。其中，岣嵝碑尤为著名。碑文由77个古老的蝌蚪文组成，至今难解。传说中，此碑为大禹所立，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曾言：“禹登衡山，得金简玉字之书，刻石山之高处。”碑文所记录的正是治水的功绩。通常，岣嵝碑又称禹王碑。

　　禹王树立的原碑在哪里呢？南宋张世南在《游宦记闻》中，描述了嘉定年间四川学者何致来南岳，在樵夫引导下目睹了禹碑，将其拓片两份，并用青石碑摹刻立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最末一峰。

　　此后，历代学者没有停止寻觅禹碑的步伐。最终，确定了禹碑“母本”坐落在南岳衡山福田铺乡云峰村七组小溪旁的一块巨大花岗岩上。

　　2023年初夏，寻访组前往云峰村。位于村子中心位置的云峰桥，桥下溪水萦回，名为禹溪。溯溪而上，又有一座禹王桥。不远处，禹王碑静静矗立。

　　碑文谜底虽未破解，但寻访组这些年对全国各地现存禹碑进行现场调查，却取得了许多意外收获。

　　“此前查阅史料和文献，介绍中国的禹碑数量在10块以内，但经过田野调查，我们已经发现了33块。”白忠喜感到欣喜，这些禹碑分布在湖南、浙江、四川、重庆等13个省（直辖市），其中民国及之前的原碑就有16块。

　　2024年初秋，金伟国和白忠喜马不停蹄，一路赶往河北邢台的一家酒厂，只因为偶然在新闻上看到的一句介绍——“逛泥坑酒厂，不能不看古廮碑廊”。

　　酒厂的名字叫泥坑？厂里居然有碑廊？抱着只言片语也不能放弃的心态，他们决定前往。

　　果然，这个规模相当壮观的碑廊内保存着自唐至民国时期石碑石刻100余通。碑廊旧址拆迁后，酒厂出于对家乡文物的热爱与保护，将其移到这里，还成了一个3A级旅游景区。

　　令人兴奋的是，在碑廊里他们发现了一块蝌蚪文的禹碑。虽然已经残缺，却是明代大儒甘泉先生湛若水的新泉书屋本。曾有学者考证，大禹陵的禹碑来自新泉书屋本。但仔细对比这块残碑和大禹陵禹碑的照片，寻访组认定，两碑并非同一版本。

　　而在福建宁德，寻访组寻到的唐碑，更是填补了现有史料中的部分空白。由于当地锂电池生产基地迅速扩展，禹王庙被迁走。庙宇中的大禹像、石碑等，临时归置在了一个棚内。

　　寻访组一行人正是在这个蓝色小棚里，找到了一块唐碑，上面书写着“大禹平水尊王”。这块碑也证明唐朝时，大禹的影响力就已传到了福建等中国南方地区。

　　一块块禹碑，其实见证的是在漫长的时间中，人们不断提升的对大自然的理解、对遥远英雄的敬仰。

　　治水，尤以黄河为重。其固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二十多年前，处在“豆腐腰”上的山东菏泽东明高村建设了“高村黄河历史文化苑”，以“黄河高村抢险纪念碑”为主体，收集了散落在附近 乡村的碑刻，其中清代、民国时期的有七通。一通通古碑，记述了一代代抗洪的惊险事迹。

　　这其中，就有高村禹王碑。它最初立于何处已不可考，禹迹田野调查小组现场拍摄时，它已经静静地伫立在碑廊的玻璃罩里。碑阳是六列岣嵝文，左边五列每列15字，第六列2字，合计77字。这样的排版格式是到目前为止的仅见。

　　碑刻漫漶严重，隔着玻璃基本看不清。回来做案头工作时，仔细辨认高清照片，依稀能看到有些文字，但不能识读。不过，又确认了一块禹王碑，已经让寻访组倍感幸运了。

　　2023年秋，寻访组登上了江苏狼山。看着航拍遥控器屏幕里的画面，大家心里不由地跳出一句诗“一山飞峙大江边”。狼山不高，海拔仅一百余米，却是一座名山，因为此山是万里长江奔腾入海前遇到的最后一座山。《崇川区志》记载，山顶庙门内东壁有岣嵝碑德赢官方。

　　寻访组在这座千年古刹里走了个遍，却不见此碑。最终的位置，出乎意料——禹碑竟然在进入山门的金刚力士像后的墙壁里，且非常“迷你”，可以说是他们禹迹田野寻访期间发现的最小禹碑。

　　碑罩着玻璃，反光厉害，脑子里是深深记住了：正文七十七字，跋文六列，保护措施做得很好，玻璃罩用十字螺丝钉死了。

　　这块藏在寺院中的禹碑的来历，后来，他们也在历史记载中找到了可供推理的线索。《明刻通州狼五山志》载：“正德十六年（1521），总兵刘晖等攻击流贼，山顶浮图灾后奏请敕建江神殿。”

　　当然，在沿途，寻访组也遇到过新修的禹碑。在威海，一个民营的中华文化园内，他们惊讶地看到，里面建有规模宏大的禹王宫，有大禹的塑像，还复刻了岣嵝碑。

　　无论这些禹王碑建立的历史有多久，无一例外地，它们都给这片土地投去了一次深情的回望。

　　寻禹这些年，绍兴市大禹研究会不仅一直走在路上，也长期泡在浩瀚的文献资料里。

　　研究会成员花了许多时间，从图书馆、期刊数据库、地方志等搜集了近千篇有关大禹的文章和大量的地方志。

　　“每去一个地方前德赢官方，都要先对当地史料做一个梳理。一页一页翻，可能漏掉一页就漏掉了一个禹迹点。”金伟国说。

　　在此基础上，还要把地方志上记载的内容，与当下能搜索到的新闻信息等进行二次核查。这样的搜索，往往是两三个人同时进行，以便查漏补缺。一步步筛选，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禹迹点的大致方位。

　　一旦抵达现场，调查本身更需要多学科，多项“本领”的互补。这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各自都有专长，你在这里闪亮，他在那里发光。

　　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在山西新绛县稷益庙，对古建筑颇为内行的张军，发现地基基础有唐的风格，推断它的下半截很可能保留了唐构；上部建筑，斗拱有宋元的遗风，证明说明书上的“元代建筑、明代重修”的判断太保守了。

　　一个细雨纷飞的清晨，工科出身的白忠喜站在汉中石门栈道，对着“火烧水激”的开凿技术陷入了沉思。他说，这项工艺自古有之，证明大禹开凿龙门，从生产力角度思考是完全成立的。

　　出发内蒙古禹迹调查前，团队陷入困惑，内蒙古会有禹迹吗？擅长文献检索的贺靓艳找出了很多大禹时期的考古遗址，画出了探寻路线图。柳哲霖对宋史情有独钟，对那一时期的祭禹掌故如数家珍。金伟国笑称自己是灵活的胖子，他能读懂那些深奥的碑文、能拍照、能背负30公斤摄影包野外徒步。

　　他们在旅途中最常说起的，是前辈史学家徐旭生。1959年，71岁高龄的他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墟”，从而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

　　寻，是一种艰苦，也是一种幸福。他们“扑空”了许多次，更收获了太多超出预期的“惊喜”。

　　“今天是2020年8月19日，我们在安徽省宣城市的小山村里，发现了一座禹尧尖寺。太棒了！”翻阅金伟国的视频号，他多次记录了追寻禹迹时的惊喜之处。

　　北纬30°31′15″德赢官方，东经119°18′9″，金伟国一直记得这个小山村的坐标。

　　在他的回忆里，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都是留守老人。但一走进村口，就能看到墙上描绘的关于大禹的故事，“提到大禹，村子里每个人都能拉上我们说两句，语气中充满自豪，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

　　往村子深处走，有一座禹尧尖寺。里面供奉着大禹像，旁边竖着功德碑。“碑上写满了捐赠者的名字，每个人的金额不多，但在这么一个小山村里，还有那么多人为传承大禹文化，一点点筹措起资金为他塑像，让人感动！”

　　白教授的手机里，一直留着一张四川什邡的路牌特写，“我很难忘，这是我遇见过最小的禹王东路，带着这个地方原住民的情感记忆。”

　　2021年，他们在樊敏碑（国内现存较完整的汉代传世名碑之一）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找到了八个字：“滨近圣禹，饮汶茹汸。”

　　从什邡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编的《禹迹仙乡》《蓥华山——禹母之乡》中，他们获知什邡县木瓜坪村有禹王宫、禹母祠等，沿禹母河上行，还有禹潭瀑布、禹穴、禹母石等景点。

　　怀着期待的心出发。一路颠簸后，金伟国等人在什邡市蓥华镇红峡谷村的一条小路上，看到了这块“禹王东路”的路牌。

　　仔细问询后却发现，原来记载的那些禹迹遗址处于汶川地震的震区，已经废弃，如今隐藏在深山中，近10年无人抵达。村民们都已经搬迁出来了。

　　而在这座新村，村民们特意把这条短短的乡间小道命名为“禹王东路”。无论时间、地方如何变化，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大禹，这块路牌也就这样带着记忆传承了下来。

　　香港，与这什邡市深山小村相隔千里，同样有着许多值得记录的禹迹。在这里，当地的人们把大禹奉为保障航海安全的水仙，因此祭祀大禹的地方往往叫作水仙宫或水仙庙。

　　坐上由九龙开往西贡的巴士约四十分钟，在山岭旁的公交站下车，沿着陡坡向东步行，一会儿就看到一处蔚蓝的海湾，这里有个长约600米的村落，叫作南围村。天后古庙坐落在村落东端，除了供奉天后娘娘，还供奉大禹像。

　　这里为何会供奉大禹呢？他们的目光无意中看到旁边的“邱氏宗祠”，宗祠位于两幢居民楼之间，并不显眼，一番询问后，惊喜地发现这座宗祠竟是当年有人从河南来香港后建造的。

　　河南，是大禹传说的发源地之一。古称禹州，正因为传说中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

　　站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看着写在宗祠内的两行“河南世泽，渭北家声”，和大禹像前依然旺盛的香火，寻访队员的内心生发出一种触动——那是寻找禹迹时，时常能感受到的家国情怀。

　　福建宁德霞浦，寻访组遇上了传承了700多年的“阿公走水”。它已经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公’就是大禹。”当地人说，大禹不仅治理江河，也管理大海和雨露呢。每年正月十三，家家户户会在自家门前摆上丰富的供品。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铳炮鸣响，人们从祠堂里请出“阿公”开始巡游。

　　巡游队伍非常庞大，敲锣打鼓的、抬香炉和“阿公”的、举彩旗的，还有跟在队伍后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沿途，鞭炮轰鸣、烟花齐放。巡游队伍在各个村里走走停停，这样的热闹会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寻访组里的年轻人柳哲霖说，他跟着队伍走了一天，只觉得兴奋，不觉得累。

　　巡完各村的队伍来到海边。抬香炉的轿子率先冲进海里，紧接着，抬“阿公”的轿子在后面追赶。两队在海中奋力奔跑，祈愿来年这片海域风调雨顺。

　　大概没有哪个场景，像这一刻，如此清晰地映照出，大禹的名字犹如一股不息的溪流，经年累月地流淌与汇聚，最终以其强大的力量，冲刷出一道深刻而鲜明的文化印记，深深地镌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心灵版图之上。

　　“每一趟出去后回到绍兴，电脑里都会多出几千张图片。”白忠喜挥了挥自己的手臂，筛选、整理一次至少要花好几个小时。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伏案工作，结束后有时候整只手都抬不起来。

　　金伟国作了粗略的统计，仅仅关于全国各地的禹碑介绍，就已经写了30万字以上。各种照片资料则达到几个TB的量。

　　第二届夏文化学术大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称赞中国禹迹田野调查活动非常有意义。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说，禹迹调查“补史迁之阙如，助探源之宏图”。

　　2018年，由绍兴市鉴湖研究会编制的《绍兴禹迹图》在大禹陵景区禹迹馆正式发布。2019年，《浙江禹迹图》出版。此后，《河南禹迹图》《安徽禹迹图》《山西禹迹图》陆续出版，《中国禹迹图》的整理出版指日可待。

　　“当然，我们仍无法百分之百覆盖全国各地的禹迹，肯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张军说。

　　在大禹陵一侧的大禹研究院，结合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他们正着手建设一个可以不断更新的大禹数据库，为接下来研究禹迹的学者等提供更详细的参考。

　　他们会在院子里眺望不远处山巅上的大禹塑像。禹庙、禹祠、石碑等古迹依旧可循；崭新的大禹文化景区、大禹研究院等拔地而起，串联起古今。

　　经历了这一番寻禹之旅的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如此宏伟而广阔的文化传统之中。

　　每年谷雨时节的大禹祭典，四面八方的人们汇聚于此，击鼓撞钟，恭读祭文，敬献祭舞，场面庄严而神圣。

　　今年，金伟国从公祭大禹的工作人员变身为参祭人，站在“全国禹迹地代表”的方阵里，感受到了别样的庄重和神圣。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地志中、饱经风霜的碑记石刻上，还有那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里、各种研究专著里，大禹的形象渐次饱满，叙事不断丰富。

　　如果从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算起，这份对大禹治水功绩的崇敬之情已绵延两千多年。